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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先生就这样评价过林语堂:如果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完全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要了解中国都不会那么容易。但是,林语堂不同,他学贯中西,横跨东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中有着深厚而丰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作为一个有着中国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观察中国与中国人,自然会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我自然是赞成先生的说法的。
林语堂经过长期痛苦探索、反省与沉思之后,以弘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用大量翔实的背景材料为依据,对中西方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以通俗、微妙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人与文化的感受,试图向世界打开中国这扇古老的大门。正是因为对祖国的赤子之情,才使作者坦诚相见,不惜惹怒与此持异议的作家和同胞,甚至将中国的“麻烦都公之于世”,而不是为她涂脂抹粉。作者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
经过对南北方人的考证,林语堂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为楚汉争霸中的刘邦与项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宋朝的赵匡胤以及近代史上的袁世凯、冯玉祥、吴佩孚、鹿钟麟等人,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圆圈,那么圈内就是这些封建帝王的出生地。
对于中国人消极避世的活命态度,林语堂认为这是由于个人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才产生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现实社会中“见义不为”的种种现象,不正是由于法律在保持个人权利的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某些偏差,才导致人们对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持淡漠的态度吗?
关于“家庭与婚姻问题”,作者认为:在家庭里,妇女是统治者,没有一个现代人会相信莎士比亚所说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他认为中国妇女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尽管被剥夺了西方妇女所享受的尊敬与社会权力,但当她们一旦适应了封建专制的家庭生活之后,也就不会计较是否参加社交聚会,而会认为自己在家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中国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
在“人生的归宿”这一人类永恒的命题上,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生仅仅是一场闹剧,有时最好站在一旁,观之笑之,这比一味介入要强得多。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掌握仅有的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他把“回归自然”视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极力推崇人的一辈子应考虑如何真正的活着,而不是谋划如何发展;应珍惜现在的时光尽情享受,而不是去奋发劳动;应养精蓄锐以备它曰之不测,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精力。
“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愉快的永远是那些中产阶级嘛,即不用为了生计而奔波,也不至于可以完全放弃工作仍然可以奢华的度过一生。在慵懒中用功,在用功中慵懒,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也许只有东方的哲人能够理解这种生活态度,他们觉得命运是轮回,没有一个人永远强势,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倒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竞争是无益的,带着一种豁达和幽默去看待人生。
但我至今还不太肯定这种看法,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还没到那一步,我们还不可能象美国孩子那样暑假背者书包去周游世界,我们还没有资本去享受生活。从内心上来讲,自己不是一个很爱玩的人,总想找点事情来做。我想那些中产阶级永远体会不到的是象克林顿,罗斯福,肯尼迪那样用自己的个人魅力让整个国家为之疯狂的成就感,象比尔当年在白宫与莱温斯基有染而认罪时,美国人民说,看这孩子多么诚恳嘛,原谅他吧。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在乎,但是谁知道了,或于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连诸葛亮那样躬耕于南阳,都退却不了玄德三顾之恩,出山扶主,更不要说小资们了。
每一个有上进心的人,潜意识里都有一个目标,或明确,或模糊,这是不争的事实,相信如果机遇摆在他们面前,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吧。这就是我读林先生的中国人最大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