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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
学而优则仕。
儒学对学习非常重视,《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荀子》则用大段大段的理论去阐述学习的目的、方法、对象,《朱子语类》也有整卷内容关于学习的心态、内容。至于以后的科举制度,夸张地阐释着“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如此大张旗鼓地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古今中外,莫有甚者。
孔子时代的学习,想来还是很全面的,作为学生,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职业技能”,其中文化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当时孔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孔子的学生对于这六艺各有所长,并非腐儒、书生、书呆子,他们平时能传播礼乐、文化,谨守礼仪,战争的时候又能上阵拼杀,符合着先秦时期士人的传统。孔子自己对于这些技能也很在行,在《论语》中,孔子自己能操琴、善御、善射,至于礼、书自然掌握更多,只是“数”基本没有论述,不过,孔子的学生中,子贡做生意很在行,也许他在数的方面有所专长吧。但是,在孔子之后,儒家却没有继续把这六艺坚持下来,子思、荀子、孟子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谈及这六艺,而是把儒家的基本
理念反复论证,更多地是作为纯粹的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君王、重臣面前,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当代的儒哲学,无不是以文化作为重点,无不是以理论发扬为目的。其原因应还是在于知识的增多以及职业化,个人的能力、精力有限,要想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则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择其一而专。论语读书笔记学,前提是人的不完善,必要条件是有先知先觉者。要完善自身,必须不断地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的学习,先生,也就是先于自己而知、悟者,职业化的先生,就是教师。基于此,师生关系在儒家体系中成为重要的一环,隆师亲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虽有夸大,但对于老师的尊重和敬仰可见一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者也”,其对象自然是学生,那么,传授些什么呢?笼统地方面是“道”,具体的方面是“德”,传授的方法通常通过解读古代的文化典籍入手,这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出的私塾学生诵经读书的场面,水平更高的学生,则就典籍中的疑难问题或自身疑问请教于老师,如宋代以来的书院教育。至于学生的年龄和毕业、文凭等现当代的条条框框,在古代并没有限定,似乎入仕倒是可以作为一个离开书院的标准。
学与习是息息相关的,其中的“习”对于古代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学属于“传”,老师可以面对众多学生传授知识、技艺以及为人师表,但个人的领悟与否则在“习”中体现出来,例如孔子对于颜渊的溢美之词毫不吝惜,特别是关于好学方面,其缘由是颜渊能够自
己揣摩,并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或一语中的。而习,当作温习、思考解,如果扩大一些,习还应该包括践行,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曾子说,每天都要反省自己 “传不习乎?”至于之后儒学的“知行”范畴,也该包含着学习这一内容。孔子时代的学与其之后的学不同,习,自然也不相同。流传到如今,学习更多地体现在理论知识方面,以知识的掌握程度作为学习的评价标准,考试制度则是这一标尺的具体体现,但这一标尺并没有涉及到做人、做事,也就导致着知与行的分离。
学与习的分离,知与行的分离在西方哲学中并不在意,如西方哲学对哲学家的评价不在于其人品如何,而在于其著作、成就如何,为师不一定要成为学生的表率,为人不一定要符合道德规范,做事不一定要符合社会规范,哲学家的论述可以与其行为无关,如此等等,儒家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引导出“内圣”与“外王”的两个方面出来,两者虽不是各擅胜场,但都属于社会的各取所需,都具备合理性。儒学更注重于内圣,因而体现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来,对于先生、典籍的理解,尽力去为之寻找出合理性,如果自己的理解和老师所说、典籍所述有所不同,则首先把责任归之于自我的愚钝,如是而为可以达至内圣获得区域性地声望,不过在怀疑、创造方面则有所缺失;西方哲学的内圣并不在理论视野,即使专门的伦理学也只是属于“元伦理学”,在善、正义、美德等几个范畴的根本来源上打转,没有对人的基本和终极要求,根本上仍然属于哲学的范围,宗教的道德规范相对来说框得过细,“原罪”的前提并没有把人的完善放在其
中。儒学与西方哲学各有缺失,但是否会互补?我认为难度很大,毕竟儒学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西方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大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同,除非儒学能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开出个人的自由与权利,西方能认同儒学的责任与义务。全球化的局面下,兴许有可能性,但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