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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代王朝的兴衰，总是令人叹息而无奈的。战国后期，秦国在诸侯争霸中愈显锋芒，开始吞并六国。在激烈的秦楚之争中楚国节节败退，步步堪忧。然而楚国之内，楚王昏庸，吏治腐败，忧患意识淡薄。此时，楚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面对国家危亡，极力劝谏以拯救摇摇欲坠的楚国，然而哪知那昏庸的国君“亲小人，远贤臣”，他处处受排挤，脱离了楚国权力中心，心忧天下却只能心痛无奈地被放逐。他，就是屈原。
屈原所在的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战国中后期，此时各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而楚国是左右当时局势的两个重心，“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最初，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他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激烈的秦楚之争中，作为爱国文人，屈原固然有他不可逃避的历史使命，即尽自己所能保卫国家，守护家园。他爱楚国，爱楚国的人民，爱得深沉。他屈原的诗表露着他的一片真诚，他的实际生活也表明他的言行一致。他在政场上失意了二十几年，颠沛流离，却从来不曾离开他的祖国。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人民，甚至到了最后宁可溺死在楚国也不离开。屈原的爱国情怀与政治思想在其文学作品中尤以《离骚》表现得最为突出。
屈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在乎的是国家的倾覆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正因为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感，屈原才不回避斗争，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屡次直谏。伴君如伴虎，当时的游说之士都要当心“无婴人主之逆鳞”，而屈原则不然，他正道直行，用他所坚持的标准来衡量，提出“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直接批评楚王“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屈原在《离骚》中还提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他痛斥楚王朝政昏乱，颠倒是非，高喊“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事实高于人情的态度确实大有悖于中庸之道，然而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正是屈原的可贵之处。
屈原还提出了著名的“美政”思想。《离骚》中提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见“美政”是屈原的向往，也是他的政治原则。以“美”形容可施于他人的言行，见《老子》六十二章：“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在《荀子儒效》篇中也有“美政”一词，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则美俗”，其意为使其政美。屈原则以“美政”为一个完整的概念。美与善是通用的，这里不用善政而用美政，是强调了程度上的区别，美之较善意味着更高的追求，“美政”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美政”思想极力抨击旧贵族腐败集团，损害了其利益，屈原便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奸臣小人的诬陷，加之，楚王日渐昏庸，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种种不利导致了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汉北。
尽管命途多舛，在政治道路上受尽挫折痛苦，他对楚国的热爱却从不曾减弱半分，重重压抑与无奈终于使他承受不住。汨罗江边，江面异常平静，他轻拂衣襟，泪湿青衫，投入冰冷的江水，那么决绝，带着对楚国的赤子之心，与无能为力的痛楚无奈。他终于是选择了逃离。不，这决不是逃离！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以死亡，对朝政的腐败昏乱表示无声却铿锵有力的抗议！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他怀才不遇，遭人陷害，热爱楚国却只能眼睁睁看它沦陷。也许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命运。但同时他又是伟大的，他是一位行动者，也许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楚国朝野的醒悟，也没有改变楚国被吞并的命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与高洁，由古至今，一直震撼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