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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又重温了浙江本土作家李森祥的《台阶》。
文中的父亲，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代表，老实厚道低眉顺眼劳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家乡有这样的说法，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所以，父亲艰难地、执着地准备了大半辈子，以期建一栋有九级台阶的新屋，来提升他渴慕已久的身份与尊严。可是，乔迁之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浓烈，随之而来的却只是无尽的"“不自在”和“若有所失”。当父亲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文章以一句“怎么了呢，父亲老了”戛然而止。
可是，怎能一个“老”字了得？
或许有人认为，父亲的失落源于对韶华已逝，青春不在的无奈，可是，在那个时代，穷其一生换来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对于每一个位于社会底层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都实属不易，鉴于此，父亲应该高兴才是，愁苦郁闷又为哪般呢？或许也有人认为，屋子是变了，台阶是高了，可父亲头上这间屋子陈腐依旧。在这间屋子里，充斥其间的是谦卑和隐忍；在这间房子里，与之相配的还只是那三级青石板台阶罢了。可是谦卑与隐忍难道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吗？况且父亲不是一直为谋求这种改变而奋斗不息么？
看来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唯一服人的理由怕是父亲并没有因为新屋落成而带来地位的实质性改变。最终，星星还是星星，月亮还是月亮，外甥打灯笼——照旧。
这不是空穴来风，文中有言，如“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父亲）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闲逛当中，父亲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听到了什么？作者虽然没有说，但和我们的想象估计差不多吧——村里九级台阶不足为奇，周围的乡亲也没有对父亲大加赞赏，尊敬有加。于是乎，为梦想而付出青春、付出健康的父亲，其心态的转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这只是浅层的原因。父亲是不懂哲学的，哪里知道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要知道，物质并不等同于精神，高台阶的房子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地位与尊严。
纵观父亲的心路历程，于其中我们不难找到中国农民以及中国农村的影子。
千百年来，我们的农民兄弟，老黄牛似的在那片瘠薄的土地上耕耘，用沾着他们血汗的不多的收成扮演着所谓的衣食父母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虽然中央政策一直倾斜于农村，中央财政投入一直惠顾于农村，但城乡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缩小，三农问题仍然是各级政府难以突破的瓶颈。耕地面积在缩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减少，他们或是坚守乡土，或是背井离乡，在乡间，在工地，在厂房……到处都有他们坚实的背影，他们一直在为梦想中的“台阶”而打拼。或许衣食有所改观，或许住行有所改善，但毋庸置疑，比衣食住行更为重要的尊严与幸福并没有眷顾我们大多数的农民兄弟。没日没夜的血汗工厂，同命不同价的死亡补偿，暴力拆迁中的点火自焚，为讨取工资被打身亡……太多太多的不公，太多太多的屈辱，即便是他们建起了“九级台阶的新屋”，可他们依然像文中的父亲一样找不到幸福的方向。
尊严，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民幸福的重要表现。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曾有杜鹃泣血般的呼吁以及深邃冷静的阐述。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并不完全，因为物质的繁荣并不等同于精神的繁荣。但物质文明的确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建的一个基础。尊严与幸福如果没有物质作为基础，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物质的匮乏使得小康、温饱等物质化要求成为现代化的实实在在的目标。随着时代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由物质到非物质目标的跨越和构建，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行文至此，猛然间忆起温家宝同志在人大会议的一句话：“要使人民生活得幸福，生活得有尊严。”
愿“世界经济第二”、“世界外汇储备第一”的光环能真正温暖我们的农民兄弟。
愿我们的社会能给我们父老乡亲筑起真正意义上的“台阶”——不多，只要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