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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细菌和病毒都是可以致病的微生物,但它们的特征区别很大。细菌虽然小,要在光学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但它除了拥有生命的基本单位核酸之外,还有一大套赖以生存的配套设施。包括作为居住“公馆”的细胞壁,储存营养物质的“仓库”,以及进行新陈代谢的“化工车间”。依靠这些。细茵能够摄取外界的物质并加工成需要的能量。
②而病毒就更小了,也可怜得多,且不奢谈“库房”和“车间”,就连作为保护外壳的“茅草房”也没有。实际上它只有一个分子大小,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见。整个家当也只是一条表示生命的核酸而已。如果拿人来做比喻,细菌最起码也有条裤子,有只讨饭碗,有根打狗棒。所以细菌虽然必须在人体内部的良好环境中才能繁殖,但处在恶劣环境中仍能生存较长的一段时间。而病毒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除了它的生命和一张吃奶的嘴外便一无所有,毫无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病毒只能寄生在人或动物的细胞内部,靠“窃取”细胞里的现成营养才能生存。一旦被排出体外,病毒就活不了几个小时。
③大部分抗生素对细菌起作用,是因为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胞繁殖,干扰它们形成新的遗传结构或者细胞壁。而正因为病毒只能寄生在别人的细胞内,自己不能完成这些生化反应。所以抗生素对病毒全无作用。
④病毒的生存能力既然这么弱,为什么还会那样猖獗呢?例如埃博拉的感染力极强,病死率可达80%.实际上大多数病毒远没有那么可怕,有的也不会使人得病。冠状病毒本来致病的能力并不强,问题在于“变种”上。变异的病毒和原来的不同了,它可能是无害的,但也可能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病毒。然而我们不必担心它会因反复变异而使杀伤力次第增大。因为就杀伤力而言,变异就像赌博,总是有输有赢,不断地赢下去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至少有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记录。如果有过,可能现在就没有我们的存在了。
⑤必须指出的是杀伤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病毒一方,更重要的是人群的免疫力。变种冠状病毒之所以为患甚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变种后的新病毒。当人群有足够多的人产生了抗体之后,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威胁也就小得多了。
用科学精神和公民素养,给战胜疫情增加砝码
犹如当年的非典防治战,这场敌人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战争,所挑战的不只是医疗机构,也是对全民共同体,乃至每个人的考验。
不少时候,碰到灾难等突发状事故,舆论都会习惯表达“我们都是_人”,但就关联度而言,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人传人”的传染病疫情,能让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到——“我们都是防疫人”。
钟南山院士就建议,“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此类忠告和防控应对,需要每个人的配合,也必然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不少人一时的便利、打乱原有的春节计划。像一些人原本约好的同学、亲友聚会,可能就得注意场合乃至取消,甚至一些商业行为也难免受影响。
必须承认,不少防控工作,尤其是涉及管控、监测、检查等,都是以削减民众的便利程度、牺牲局部利益为前提的。其中一些或可通过构建合理的机制来实现社会共担,但有一些可能注定需要个体的承担,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也是非常时期的不得已而为之。
本质上,这次疫情也是对民众科学素养与公民精神的“拉练”。多相信科学,遵循那些科学的“自我保护指南”,别被那些蹭疫情夹带私货的“鞭炮防传染,吸烟能消毒”、兜售阴谋论的“生物战”话语所蒙蔽;多循守理性,不盲目不恐慌,服从防疫的管制安排,尽量避免成为交叉感染的一环……这些都是个体应有的“价值自觉”。
当无数的个体能真正依据科学精神、秉持公民素养,合理调整防疫期的个体行为,全社会战胜疫情的砝码就大一些,成本就更低一些,最终带来的公共利益增量,也将回馈给每个人更多的安全感。
病毒所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应对系统。这个应对系统里面,没有人可以例外。目前病毒的传播和疫情发展,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个体还是相关部门、机构,在应对上多一些“打提前量”和冗余准备,少一些盲目乐观和侥幸,多一些配合、公开,少一些自行其是,这样人们的从容就多一份,战胜病毒也能愈发可期。
说到底,就是科学精神和公民素养越充沛,越能给战胜疫情增加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