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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之以文,约之以礼”,中国古人就提出了生而为人,须得以礼束之。在今天,那些“礼”就变成了我们立身处世必须遵循的规则了。但同时我们国人又很重视“礼尚往来”的人情关系,于是这人情与规则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撞出些火花出来了。
材料中的这件事正是人情与规则发生冲突的时候的典例。
司机的做法虽然违背了守时的规则,但他做了之后,大家却都支持他的做法,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适时变通,照顾了学生的难处,又不过分影响乘客,显得很有分寸,富有人情味,大受众人的欢迎,也很暖了人心。是典型的正能量,体现了对普通人的关怀,自然大受人们的点赞。
这样的例子古代就有。商鞅,一个让秦迅速强大起来的政治家。他变通的是法治,讲的是治世之道。治国不法古,应当因地适时而变,他的变法体现了跨时代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而且在变法的内容上极具人情性。所谓人情性,就是关乎老百姓的民生,关乎大秦的国运。虽然遭到了秦国贵族阶级的反对,在他们那里似乎不见人情。但人情这种东西显然不可能没有偏向,对大多数百姓,对国家有益,商鞅个人遭受惨刑却成就了他历史上的英名。
法则可以突破,不必铁板一块,可以适时变通,这是古今证明了。但我们回到材料来,回到我们国情的现实来,像公交车司机这种突破约定的做法是否值得商榷呢?那种随意改变规则的做法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遵守规则是不是不那么重要了呢?
显然,在今天以法治国的今天来讲,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原则底线,那么就容易像梅菲斯特同浮士德骗取交易一样诱惑勾引上门,而且更糟糕的事是,人家至少是被知识所诱惑,而凡人大都则是因欲念驱使被私心所惑。如果只谈人情不谈法则,那么拉帮结派,互相包庇,罪恶丛生,那这个国家还会有希望吗?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叔本华也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许多人主张克己禁欲,而不是沉湎于欲望之海然后难于自拔,以致带来不甘与痛苦,堕落与沉沦。
由此可见,人情与法则两者缺一不可,过分强调某一面都可能带来灾难,所以儒家才提出了中庸之道。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人情关怀,但时代的发展,更需要法则的约束,原则的坚守,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一个人情大于天的国度里,更不容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