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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大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给孩子这样那样的压岁钱，今年大概有许多孩子都已经收到了大人们给的压岁钱了吧！现在的孩子可是幸福多了，每一年都会收到很多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而且还不少，不止父母给，有的孩子还会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给，甚至父母一辈舅舅等的给，收到压岁钱可以买这样那样的玩具，一个个喜气洋洋。想起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希望过年，又怕过年，因为过年也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在农村大部分人家过年了不要说什么肉片子，就连油星子都没有，能够吃顿饱饭就不错了，那还有什么压岁钱呢。在生产队时期，大人是没有压岁钱给孩子的，因为我们的父母每天做的是在生产队干部管制下的挂的工分，那个时候，你想去找点什么事情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投机倒把，是要遭到批斗的，而在生产队做工分，一分工分才分1分8到2分钱，我记得我们村子最好的年份一分工分分到3分钱，。那个时候男工做一天8分工分，也就是2毛4分钱一天，女的一天6分钱，也就是1毛8分，一年到头除了那些村干部以外大部分人家不当超支户就不错了，一个人一年100斤带水的稻子，没有到过年就没有米下锅了，那个时候谁家的日子不是过得紧巴巴的，因此除了那些队干部以及有人在单位上班的人家能够给孩子压岁钱而外，父母双亲在农村就没有钱给孩子作为压岁钱了。我记得我和我弟弟过年曾经得过2毛钱的压岁钱，那是我二公公家那个疯了的儿子我们叫五舅的给的，那一年确实让我和我弟弟欢喜异常，过年也喜气洋洋。
我二公公和我二婆婆一生一共生了六个儿女，最小的是个姑娘，其他都是儿子，因为我二公公家占着第四个儿子在县上任什么职务，所以他家的阶级成分比较好，属于自由职业者，因此六个儿女都能够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六个儿女中除了大儿子在家务农而外其他的都在单位工作，并且我们叫五舅的还是当时的大学毕业生。
在那个运动的时代，整天这个派那个派的，也不知道在中国到底分成了多少个派系。我二公公家在外工作的五个儿女中除了我们叫五舅的参加823派以外，其他都参加了炮派。我们叫五舅的人性格又比较内向，因此每一年几个儿女回家过年，其他几个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炮派如何如何团结，力量如何如何强大，但是他从不参加其他们的谈论，也不为自己的派别辨白，当然也不和他们坐一桌吃饭，而是抬着饭就各自无声无息地走开了。
那个时候，一会儿说炮派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会儿又说823派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派与派之间也是经常发生文攻武斗，甚至是火拼。就在派与派之间的争斗中，我的那位五舅竟然疯了，具体怎么疯了的也不知道是，单位领导也没有说，只是我跟我妈妈去我外婆家，有时候我妈妈会跟我外婆说一些家长理短的的话，他则会悄无声息的来到她们后面靠近她们压低声音悄悄的对她们说道：“莫谈政治，莫讲形势，绳子领挂紧紧的扎起来”。由于他的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背后，也经常会吓着人，每当这个时候，我二婆婆就拉着我妈妈离开。
疯了的五舅在单位终于让领导受不了了，因此单位领导就把他送回家了，而工资则照样拿着。其实疯了的五舅只是自言自语的说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再就是唱那个时候的红歌，声音很是洪亮，他在家里唱，家里家外都能够听到，并且传的很远，在村子以外都能够听得见。我二公公家和我外公家的房子就在进入村子的当口，因此我每次去新里村我外婆家还没有进入村子老远就能够听到他唱的红歌了。你说他疯，他可是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人，即便村子里的那些小孩子喊他老疯人，他们喊的老疯人他也没有打过他们，有的孩子甚至是用瓦片、用小石头砸他，他也没有打过他们一下，他也只是把那些孩子撵跑，看那些孩子跑远了他就不追了，到街上遇到小孩子喊他老疯人他也没有打过人家。
疯了的五舅还会做饭，他嫌弃我二婆婆洗的菜不干净，所以亲自下厨做饭，我去我外婆家就看见过他在厨房做饭，疯了的五舅自己会洗衣服，每天打扮的收收拾拾，干干净净的，总之他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有一年过年的前几天，我妈妈背着我弟弟，拉着我去上街，恰巧在街上百货大楼门前遇到了他，他就喊住了我妈妈，他说他刚刚领了工资，要给我们压岁钱，于是就拿出一叠零钱来，有两毛的，有一毛的，并且拿出两毛的两张，然后递给了我弟弟一张，递给了我一张，还说是过年了，这是他给孩子的压岁钱。我妈妈刚刚要说客气话，谁在我妈妈背上的弟弟早已把手伸去接着，我妈妈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得到的压岁钱，也是生产队时期唯一得到的一次压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