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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搭汽车、转火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我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姥姥:“蚊帐是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不画图怎么说得清?已经荣升为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飞针走线改造购物袋,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我和姥姥的蚊帐扯上关系,是30年后的事。那几年,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三度治装,是笔很不小的开销,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就是毛巾,还有这一床蚊帐,我妈给我的时候千叮万嘱:“这是我上大学时姥姥给我做的,你爱惜着点儿。”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就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给这么密不透风地一 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疏疏落落像蒸馒头用的笼屉布,充满了“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它在我头顶上,穹庐似天,阴阴欲雨。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洁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大家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
“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是故纸堆、旧窖藏、米烂陈仓的色调。
它很快就裂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体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了目:确实不堪用了。于是,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
上大学是不是非得有一床蚊帐?我妈当年的行为,算不算虚荣心作祟?我猜姥姥没想那些,她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没有,这不丢人,人家有,我妮(女儿)也可以有。
输人不能输阵,在她能掌控的世界里,姥姥尽其所能,竭尽所有。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我妈,从学生到人妇人母,从武汉到东北再到武汉,走过多少城市又换过多少住所,八千里路,云来月往,她一直带着这土布蚊帐,到最后给了我,是希望它发挥最后一次余热吧。它果然做到了,物若有灵,也算死得其所。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两边老人,三个孩子,无数沾亲带故的农村亲戚。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我长期穿姐姐们穿剩的衣服,我妈硬有本事把它们处理成华美的绲边。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她为我们打理一切,正如她的母亲为她。我在物质上明明是贫瘠的,我却从来不曾感觉到寒酸卑微。贫穷不是耻辱,但活得不体面才是。展示匮乏如同展示结痂的创口,非我家风。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 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姥姥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人生更丰盛富饶。
是的,姥姥的蚊帐,我的文章,都是我们能给子孙的、含笑而略带酸楚的爱。